就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」發言

主席，今年的施政報告有10個章節，如果不計算引言和結語，便只有8個。其中第7個章節說的是醫療，可見這是一個重要的範疇。但是，只有一頁7個段落，內容都是一些已經推行的措施，例如已提過的啟德醫院、已獲財委會通過的130億元的小型工程、已研究多年的醫保、精神科服務，來來去去都是這些，或是一些沒有甚麼具體內容的建議。唯一的亮點可說是增加醫療券至2,000元，是放在“扶貧安老助弱”的章節。

可以看到，醫療的重要性未至於令特首多花一些精神。說到底，醫療通常都不是施政報告的主打。司長......她現在離開了。不要緊，其實我是想她聽我的發言，因為我現在想談談人口政策。

人口政策是一個熱門話題，單程證配額、人口老化、勞工短缺、輸入外勞等，都有很多爭議。說來說去，又回到公營醫療服務人手的問題，不少朋友借這個機會大力倡議輸入非本地畢業生。我早前跟官員溝通過，我原本不是很擔心。但是，發覺司長 — 雖然她離開了，但不要緊 — 她在1月6日出席香港專業聯盟人口政策論壇時，就輸入海外醫生說了一些話。她表示過去數年，海外醫生符合資格試要求的只有112個，既然醫管局有很多空缺，為何醫學界不可以持一個更開放寬鬆的態度，讓歐美的醫科學生回來執業？不過，很奇怪，司長在發言中又指出，內地提供了CEPA這個機會，讓我們回去執業，究竟我們是人手充裕，還是缺乏人手呢？為何外地的醫生來香港執業，而香港的醫生卻到內地執業？

因此，我以為我之前已經很詳細解釋有關香港公營醫療的問題，現在還是不厭其煩地借這個平台再討論一下。首先，對於輸入非本地畢業生，其實我覺得這方面應該跟其他各行各業的職業安排一樣，即如果真的人手不足，不可以用一個合理的市場薪酬招聘到足夠人手的話，便可以輸入。但是，研究這些問題時，要基於數據和合理邏輯，不應人云亦云。我之前聽到司長說過一句話，她說：“人人都說，人人都是這樣說”。這樣便糟糕了，如果人人都這樣說，她的意思是否指，如果謊話，說1 000次就會變成真話嗎？

說到數據，我提出我的數據，我亦留意到之前有些人 — 有些倡議者 — 都提出了他們的數據。看數據之餘，我們還要思考一下，究竟這個數據如何分析和取捨？

我舉一個例子，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先生曾經提出，他計算過未來20年會有40%的醫生退休，因此，醫生的需求很大，應該大量增加醫生供應。那麼，我想問一問大家，如果聽到林先生這個說法，未來20年會有40%的醫生退休，你會有甚麼看法呢？

如果是心水清的人，例如主席是讀數學出身的，我假設醫生25歲開始工作到65歲，即有40年工作年齡。我假設人手年齡分布是均勻的，即每年有2.5%醫生退休，按照一個這麼正常的分布，20年應該有50%的醫生退休，40%是說少了。所以，這根本不是問題，而且是所有各行各業都會出現的正常更替現象。如果真的有40%醫生退休，即年輕醫生有60%。所以，根據這個自然增長，20年後，醫生人數純粹是自然增長而不需要做甚麼，都會比現時多50%。所以，林先生所說的，簡單而言就是“胡說八道”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些數據是用醫生和人口的比例，來評估究竟香港的醫生是否足夠。例如美國是1：400，香港是1：700左右。我想指出，每個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情況。外國的人口分布一般比較分散，所以需要多一些醫生，因為有一些地方比較偏遠，即使不是偏遠，因為人口分散，有些鎮可能人口不多，但都需要一定數量的醫生，所以醫生人數會多一點。

此外，很多歐美國家的公共醫療資源跟GDP的比例比香港高一倍。如果香港政府可以承諾，例如投入公共醫療資源的金錢現在是3%，將來會增至5%、6%，再增加五成醫生都沒有問題，因為你承諾會用他們。

我又舉一個例子，例如牙醫，大家都對香港的公共牙科服務很不滿，我建議香港政府應該要有目標地增加牙科佔公營醫療撥款的比例。我認為公營牙科服務目前的撥款應該不到10億元，相對整體公營醫療撥款，例如是500億元，便即是只有約2%，與歐美國家比較也是太少。我的意思是，相對於公營醫療的撥款，應該可以把牙科服務的撥款增加至4%。然後，政府又會說：增加撥款沒有用，因為人手不足。可是，古語有云：“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”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就是如果增加了撥款，即使人手尚未到任，也不會較現時的情況差，對嗎？不如先投放金錢，培訓出來的人才屆時自然可以運用。可是，如果倒過，是“三軍先動，糧草未到”，便糟糕了，那些人便會餓死。所以，應該是要“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”，先答應增加撥款，屆時人手不足也可以慢慢增加，最後總會追得上。

其實，醫生的情況也是一樣，如果承諾會把公營醫療開支增加至GDP的5%、6%，便增加人手吧，這是不要緊的。我最擔心的事情是人手增加後，轉個頭來......正如“財爺”亦說過，終有一天儲備會用光，便要加稅。當八、九年後有大量醫科生畢業，屆時正正便會開始沒有錢聘用他們。我早前曾經一而再、再而三提出，醫生不足的問題，似乎是醫院管理局(“醫管局”)的管理問題。為甚麼大家會認為醫生不足呢？正因為醫管局的病人輪候時間很長，但如果大家看清楚一點，所謂病人輪候時間長，其實並非每個聯網也長的。我今天舉第二個例子，以骨科為例，局長是骨科醫生，九龍東需要輪候107個星期，但港島西只須輪候15個星期，相差六、七倍，為何會相差那麼遠？就是因為港島西獲得的撥款較九龍東高很多，以每1 000人計算，九龍東只有400萬元，但港島西則有800多萬元，而且在人手分配上亦相差1倍。

政府在過往多年來一直向醫管局增加撥款，但在分配比例上，九龍東卻只有10%，港島西則有......我忘記是多少個百分比，總之是高出很多，是多出近1倍的。不論“財爺”怎樣增加撥款，醫管局仍然不會更改比例，總說人手不足，但其實過往已經增加了不少人手，只是增加的人手並非在人手不足的部門，所以永遠也會繼續人手不足，輪候時間永遠也會那麼長。所以，要處理輪候時間長及人手不足的問題，可參考3 000年前的智慧，就是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應該先把資源均勻分配。

除資源分配外，另一個關鍵是要有一個多勞多得的機制。近個多月以來，流感肆虐，很多急症室的輪候時間也增加了，非急症病人需 要輪候六、七個小時，問題該如何解決呢？政府提出的輸入外勞及增加醫科生的建議，需要很長時間才可望解決問題。我想提出一項建議，現時急症室同事每個星期的工作時數是44小時，如果向他們提供超時津貼，請他們加班工作多4小時，便會增加10%人手，可以即時處理眼前非急症病人要等六、七個小時的情況，為何不做呢？其實也不是不做，而是醫管局應該怎樣做？醫管局也有聘請兼職醫生，但其薪酬卻是全職醫生的七折，他們同樣按照急症室全職醫生每星期工作44小時，包括候命時間等，但兼職醫生的薪酬卻只有七折，其實是違反市場定律的，又怎能聘請到人手？

說到底，醫管局為何要這樣做？我的陰謀論是：醫管局其實根本沒有誘因改善輪候時間。正因為現時輪候時間長，各位議員就會向“財爺”和政府大力爭取向醫管局增加資源、撥款和人手。輪候時間長，便有理由要求增加資源。所以，如果處理了輪候時間，資源便不會增加，醫管局又怎會有誘因改善輪候時間呢？此外，醫管局經常提出人手不足，如果大家接受人手不足這個理由，便等於醫管局沒有錯、局長沒有錯了，即使有錯，也是上任政府的錯，因為人手不足是無法即時處理的，那麼便甚麼也不用做了。

所以，如果各位議員真心希望醫管局可以改善醫療服務，便暫時不要再說人手不足，並請各位幫忙，請醫管局聘用更多兼職醫生，用一個合理的時薪率，起碼與現有全職醫生相若的時薪率去聘請兼職。

剛才何俊仁議員亦都提了兩件事，便是深夜工作的資深醫生不足，以及發展基層醫療。其實這兩件事都是與一個合理的時薪率，一個多勞多得的機制有關的。是甚麼原因呢？如果要那些資深醫生晚上回來處理一些急症或“大症” — 不要說“大症”，“大症”他們一定回來的，資深醫生沒有這麼差 — 可能是較中型的、而不是很複雜的病症，那些資深醫生便不會回來了，因為他回來不會有額外報酬。如果有一個多勞多得的機制，我相信他們會更樂意，在一些所謂“unsocial hour”，即是一些不太方便的時間回來，教一些資歷較淺的同事如何處理急症。

我亦跟商界朋友說，面對服務量需求浮動，而資源又不確定的情況，應該怎樣安排人手呢？例如現在是流感季節，醫院使用量可能是110%，一個善用資源的安排應該是怎樣的？現在醫管局的策略是多聘請一些人。但大家想一想，多請一些人應付這110%的使用量，到流感季節過去了，使用量回落至75%時，那些人該怎麼安排，是否繼 續領取薪金？如果是做生意的話，當這些季節性服務需求有增有減時，一個較具彈性、最直接的安排便是給予超時工作補貼，聘請一些兼職或外判員工，這才是以較具彈性的處理方法。

如果推出多勞多得的機制有我說出的這麼多好處，為甚麼政府不願意推行呢？兩個月前，我在醫專的一個論壇上曾提出一些意見，陳馮富珍女士當時亦在場，她是台上的講者，她表示反對醫生多勞多得。為甚麼？她說如果醫生是多勞多得，他們便會很勤力，導致服務需求增多，即沒事找事做，做多許多工作。因為她是台上講者，我在台下，我無法發言。我即時想，這是前後矛盾的，一方面表示人手不足、服務量需求大，另一方面，我提出多勞多得，讓醫生多做一些工作，她又表示如果多勞多得，讓醫生多做一些工作，他們便會製造更多需求。服務需求大，究竟是因，抑或是果？

還有一個說法，指政府不想推出多勞多得的機制，因為現時有一些同事是無償超時工作，如果推出多勞多得的機制，政府難免要支付一些額外支出。我去年曾詢問局長，局長當時說，要支付這樣的額外支出，除非現職同事減薪。要現職同事減薪，便可以推行多勞多得機制，即先減低職員薪金，再讓他們獲得超時工作補貼，他是這樣說。之後我向局長表示，減薪與否這回事，不如局長先計算一下，如果不減薪，究竟涉及多少額外開支，或者行政長官是否願意支付？因為之前行政長官似乎亦問過這個問題，他問要多用多少錢才可以，我向局長說，要多用多少錢才可以，先計算一下吧。當時我要求醫管局的總裁計算，總裁不作聲，局長便插言，表示不可以計算，計了便表示答應你了。我表示他怎可這樣說，我只不過要求局長計算一下，沒有要求他答應我，我只想知道要多用多少錢而已，看看是否可以應付，但他也不願意計算。

我談了這麼多道理，數據全是公開的。通常我向記者說話，他們聽完後都無言以對，很會“critical thinking”，即批判思考的人，都找不到我說的話有甚麼不合理之處，他們並非不明白，因為我已經慢慢說，因為有差不多30分鐘的時間。

在基於數據與邏輯的討論中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有時候當有些人達不到某些目的，便開始抹黑醫學界。因為我表示要把數目計算清楚，有好的理由便輸入外勞，要依從各行各業的相關安排。有些朋友爭論時勝不過我便開始抹黑，始終我也是醫生，便給我戴上保護主義這頂帽子，例如批評醫務委員會內有85%都是醫生，對所有改革都有 很大的阻力。我要強調一點，其實在醫務委員會內，有半數的委員都是政府委任的，政府對醫務委員會有很大的影響力，而靠選舉進入醫務委員會的朋友......你知道選舉這回事，直選這回事，即使你威風八面，亦不一定能取勝，因此，坦白說，透過選舉進入醫務委員會的朋友很難完全發揮影響，令該委員會不聽政府的話，所以，政府對醫務委員會是有很大的影響力。

坊間有種說法，指現時醫管局人手不足，但醫管局請不到海外醫生，是因為醫生反對。這種說法有少許誤導。醫學會的確反對聘請有限度註冊的海外醫生以填補所謂的人手不足，但實質上是反對無效，因為反對歸反對，醫管局接到申請，只要內部認為是合用的人選，便會提交醫務委員會批核，而提交醫務委員會的申請中，據我所知，除了1人外，全部都獲得批准，即這種方法其實已沿用了兩年。根據我手上的數據，透過這種方法只聘請到16個人，相對於醫管局5 000多個醫生，效用有限，證明這條路是不可行的。

還有一件事，司長之前提過醫管局估計目前有310個醫生空缺，不過，我瀏覽過醫管局的網頁和刊登的廣告，發現並沒有就那310個空缺刊登招聘廣告。醫管局現正聘請大約10個人手，而該等空缺所在的位置，亦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新界東和九龍東等最缺人手的聯網。所以，醫管局如此的管理，根本不符合聘請外勞的安排。

此外，有些朋友說醫生比比皆是又何妨呢？有甚麼問題呢？任由醫生過剩好了。現實是，如果有太多醫生，因為培訓資源有限，水平自然會下降。如果大家堅持每年要有420個醫科畢業生，結果大家在公立醫院看到的，永遠都會是很年輕、經驗有限的醫生。即使在私人市場，如果太多人手......其實我會很空閒，真正工作的時間便會減少，動手處理“大症”的機會會減少許多，對工作會越來越生疏；而且病人要分擔的營運成本，即是私人市場的“燈油火蠟”，如果服務提供者多而又很空閒，病人所分擔的成本也會提高。

再者，難免會產生頗多的提供者誘導需求，即無事找事來做的情況。根據國際經驗，亦有數據顯示，哪個地方醫生越多，該地的整體醫療開支亦會越高。數年前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訪問團曾往日本視察，日本人口老化問題相當嚴重，他們反而要限制醫科學生的數目。眼前所見，在施政報告中一個提供者誘導需求的例子便是大腸癌篩檢，即是化驗大便有沒有隱血等。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，為甚麼我說這可能是提供者誘導需求的現象？因為國際經驗指出，大腸癌篩檢 可減低病發率、減低大腸癌的死亡率，但是，數字並不顯示大腸癌篩檢會減低整體死亡率。換句話說，病人不是死於大腸癌，便是死於其他疾病。

究竟這化驗有沒有用呢？我首先申報利益，我是大腸科醫生。的確，病人死於大腸癌的會減少15%，但他們會有其他問題。要進行這些化驗，公共醫療的資源必須相當充裕才可以，因為篩檢是population base，即全民進行的事情，便一定由公共醫療機構負責，公共醫療資源必須相當充裕才行。眼前所見，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？大便出血的病人在公立醫院要等候6個月才可進行大腸鏡檢查，如果是篩檢的病人，即是他們沒有症狀，只是化驗出大便是否有隱血，但可能他之前吃過牛扒也會有隱血，那麼，如何處理那些人？在公立醫院進行大腸鏡檢查，成本也要1萬多元，不算便宜，將來如何安排呢？

還有3分鐘時間，我再談談中醫院的問題。中醫藥的朋友希望中醫院是公營的，而且只提供中醫服務，為甚麼呢？因為他們很害怕西醫。為甚麼要公營呢？因為中醫院不能賺錢、還會虧本，這是難以避免的。政府當然不願意做虧本的事。所以，政府有甚麼想法？不如中西結合，這會否變成掛羊頭賣狗肉？好像內地的中醫院一樣，其實八成多提供西醫服務，只有10多個百分點是中醫服務。而政府又表示想讓非牟利組織營辦，如果中醫院主要提供西醫服務，為甚麼要讓非牟利組織營辦呢？經營西醫院是牟的。之前讓非牟利組織營辦的醫院 — 不妨說出名稱 — 例如浸會醫院、法國醫院，每間醫院都賺錢，雖然醫院的董事局不分紅，但把賺得的錢轉移到相關機構如教會也是可以的。為何還要讓非牟利組織來營辦？

中醫服務模式在過去數千年都不是醫院服務，而是門診服務。就服務模式而言，究竟中醫的服務應集中在將軍澳一間醫院，抑或分散在18區，每區多開設兩、三間中醫門診？談到發展中醫，老實說，是否開設一間醫院便能解決問題？因為中醫藥其實需要更多科研項目的支援。這件事能否功，是否需要公帑補貼？我舉個例子，如果透過科研能研發出一種可以治療癌症的中藥，我估計甚至會獲得諾貝爾獎。對於那些跨國藥廠，假如真的能研發出一種真正有效的藥物，單是一種藥，1年便能賺得數十億美元。其實，政府是否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正式做科研工作？

還有一件很可惜的事，便是當我告訴中醫朋友要多做科研，並且應該用現代的醫學科學，例如分子物理學或統計方法來證明中藥的效 用，這些中醫朋友非常有趣，他們表示中醫是很個人化的，每個人都不一樣。這便糟糕了，假如每人都不一樣，最厲害的便可能只得1人，即假如某中醫是神醫，便只有那人是神醫。如果無法承傳，始終難以發揚光大。

我一次發言已用完30分鐘。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