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「2014-15年度財政預算案」發言

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(“預算案”)多年來被批評得最多的是，政府每次都錯估收入，而且多屬低估，以致累積了很多財政儲備，不知如何使用。有時政府會以一次性的“派糖”措施，像炮仗般燒完後便甚麼也沒有。政府究竟應如何估算其收入呢？財政司司長在今次發表預算案前成立了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(“工作小組”)，就此作出了一些估算，根據過去30年的歷史數據估算將來的收入。

以歷史數據作出估算其實是很合理的方法，因為這做法可涵蓋剛才提及的很多因素，例如各種稅制的改變、社會服務的增長、各種爭議等。以歷史數據作出估算本來是很合理的，但細看其細節，據預算案第131段所述，過去30年的歷史數據顯示，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幅是每年平均4.6%。既然過去30年的增幅是4.6%，對未來30年的增幅也應作出相若的估算，但工作小組對未來二、三十年的實質增長估計原來只得2.8%，不知為何調低了，而這似乎滲入了一些人為因素。以歷史數據就將來的情況作出估算是很合理的做法，但政府卻在得出估算結果後調低了增長數字，調整幅度究竟有多大？似乎真的要神仙才能知道政府是否正確。

如此專業的問題，我不打算爭論，只會嘗試以另一方法考慮事情：如果政府的估算正確，將會如何？若估算錯誤，又將如何？由於只會出現對或錯這兩種情況，我們便要討論將來應如何打算。我姑且當政府的估算正確，那麼財政司司長提出了甚麼建議？他建議採取控制開支、收入保障、未雨綢繆等老生常談的做法，就此我特別從醫療方面的情況作出討論。

如果政府的估算正確，財政司司長就如何控制開支在其預算案第139段提出，“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需檢討開支情況，研究如何提升效率，厲行節約，力求事半功倍，以較少資源達到較大效益。面對社會各方面的需要，我們會繼續增加經常開支”，諸如此類。不過，問題正在於此。第一，無論財政狀況如何，第139段所述的事情也應實行，不單沒錢時要這樣做，有錢時也不應胡亂花費。第二，我們應如何實行第139段所說的事情，特別是在醫療方面？

政府要求醫院管理局(“醫管局”)提升效率，力求事半功倍，但現時的撥款方法並非如此。現時的做法是每年給醫管局一個“大信封”，在計算每年的人口增長、價格調整、通脹等之後每年增加3%撥款，然後任由醫管局自行安排提供各種服務。假設7年後，政府的估算正確，不能再增加撥款，醫管局便會以撥款減少為理由延長輪候時間，令病人需要等候更長時間，服務將會倒退。其實，今天大家已經眾口一詞，要求增加對醫管局的撥款，屆時財政司司長如何應對？而且我想特別強調，通常在收縮開支或沒法增加開支時，最大阻力往往來自員工方面，所以，當局能如何未雨綢繆呢？

我認為司長若繼續以“大信封”形式分配撥款，特別是醫管局這類機構，那將行不通，因為政府屆時根本無法承受公眾的壓力，而且當醫管局的服務越趨差勁時，政府如何可作出控制？所以政府承受的社會壓力將會很大。因此，我建議司長除撥款予各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之外，有時對一些宏觀的重要政策，特別是醫療政策，也需要有直接的參與。

舉例來說，如果司長認為其估算正確，7年後可能會開始出現結構性赤字，屆時的醫科畢業生將多數不能找到工作，因為“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”，政府如削減撥款，醫科畢業生便會找不到工作，那麼第一，政府應由2015年開始削減醫科生的數目。

第二，正如我以往多次提及，醫管局服務欠佳是因為其內部資源分配不均，並非每個聯網的輪候時間都這麼長。兩個星期前，“新聞透視”終於聽取了我的論述，拍攝了一個特輯，揭示有些聯網由於財政撥款無論如何增加，長久以來所獲分配的資源比例均持續偏低，所以那些聯網的輪候時間永遠都那麼長。報章亦有報道，指港島西的康復病床佔用率不足六成，而其他聯網如新界西的佔用率卻超過九成。因此，如果財政司司長向醫管局增加的撥款並非投放在市民最感不滿之處，則無論增加多少撥款也不能改善其服務。所以，我的要求是政府應直接參與制訂宏觀的醫療政策，微觀的且暫時按下不表，但這做法其實可在無須增加資源的情況下改善服務。

此外，政府亦需要設立獨立的審計機制，看看醫管局提供的服務有否如司長在預算案第139段所提出般有不合時宜或重疊的項目。現在如不這樣做，以我們的醫生同業如此精明，政府將無法令他們削減服務。

如果工作小組再次錯估，香港未來30年的經濟增長原來跟過去30年一樣強勁，那又該怎麼辦？香港又累積了巨額財政盈餘，政府原來有能力持續增加撥款，但如果聽信了我的建議削減醫科生，屆時便有很多撥款和空缺，又會招來責罵，那該怎麼辦？有見及此，我們是否可以引入一種較新的概念？

很多時，司長被批評是守財奴，有錢不花的原因，是由於在香港的實際環境和稅制中，有很多財政收入是屬於一次性的，亦即當經濟繁榮時，賣地會特別多，又或諸如此類的原因，會有一些一次性的收入，但司長表示要控制的卻是經常性開支。對於這些經常性開支，一旦失去上述的一次性收入，便會變得沒有資金可花。在這方面其實能否彈性引入新概念，除經常性開支外設定一些半經常性的開支呢？換言之，部分開支可在取得社會共識之下，在有錢時才支付，沒錢時則省下不用。

在醫療方面能否有這種彈性的安排和調整呢？若政府把錢全部撥交醫管局，以其情況而言應沒有這種彈性。只要政府撥款給醫管局，有很多事情便不能控制，例如就目標而言，醫管局會全數聘請常額員工，政府將難以削減其開支。較彈性的做法是，政府其實可就某些範疇，以醫管局的成本價直接購買服務。在今年的預算案中，政府一定是聽取了醫管局或高永文局長的建議，所以提出撥款4億2,000萬元推行大腸癌篩檢先導計劃(“先導計劃”)，我可以此為例作出說明。

大腸癌篩檢如何運作？以外國標準做法而言，所有50歲以上人士若有此意願均可將大便送交醫院作隱血測試，驗出有大便隱血的人士可進一步進行大腸鏡檢查。一般而言，大概有2%人士會被驗出有大便隱血，而大腸鏡檢查的費用則最高。大便隱血測試的成本約為每人數百元，但在醫管局進行大腸鏡檢查的成本則為1萬元至23,000多元，不僅昂貴，還要輪候6個月。政府既然願意撥款4億多元推行先導計劃，醫管局提供檢查服務的成本又如此高昂，而且須等候多時，一個很簡單的做法是交給私人市場進行。

私人市場的情況如何？首先無須等候或最多等候1個星期，這總比等候6個月為佳，而且私人市場中這種標準大腸鏡檢查的成本，我猜大約是1萬元，較醫管局還要便宜。我不知這事將來會有何發展，因為衞生署一個小組仍在研究其細節，但若能選擇，大家會選擇在醫管局還是私人市場接受檢查呢？選用私人市場服務除了無需等候之外，病人若怕痛亦可選擇多付1,000元至2,000元，要求進行麻醉，又或反正要做照鏡檢查，不如順道同時檢查胃部，所以當中有很大彈性。

最可貴的是，正如我剛才所說，這可以是半經常性的開支，何解？例如在7年後，政府因欠缺財政資源而中止這項服務，相信也不會有很大反彈，因為進行大腸癌篩檢的人士全部均與一般正常人無異。以外國經驗而言，即使政府斥資讓人們接受檢查，很多人也不會使用這服務，一般只有六成人士接受檢查。所以，司長大可在各個領域中，以及和張局長探討在福利範疇及各種社會福利方面，可否引入半經常性開支的概念，在已有協議的情況下，在有錢時推行某些服務計劃，並以例如5年為限，但沒有錢時便不再提供有關服務。如此一來，政府將來便會有較大彈性，可因應政府收入的短期增加或減少，作出具彈性的安排。

我剛才假設當局的估算正確而提出削減醫科生，有些人可能會以為我瘋了，因為現時的醫療服務欠缺大量人手，我竟然還要求削減醫科生。我想在剩餘的少許時間內再次提出一些簡單的想法，因為大家總認為公營醫療服務差勁的原因是人手不足，但我剛才已解釋公營醫療服務差勁，很多時可能是由資源分配不均導致。提出醫療人手不足的朋友包括政務司司長曾經指出，醫管局現時欠缺300個人手，情況很差。然而，有較多行政經驗的人士一算之下，便會發現所欠缺的300個人手相對於醫管局5 500名醫生而言，所佔比重約為5%。那即是說，在一個有20人的部門編制下，只缺1人會否對所提供服務造成重大影響呢？若說會也只是騙人而已。相反，多提供300個人手，是否代表醫管局可即時改善至能夠提供市民滿意的服務呢？一定不能。

很多人怪責香港醫學會，認為該會反對輸入海外醫生，以致醫管局的服務受到影響。我希望向他們進一言：雖然香港醫學會反對輸入海外醫生，但其實是反對無效，因為醫管局有刊登廣告並篩選申請人，然後就認為符合要求的申請人提出輸入來港的申請，且差不多全數獲批，只有1人不獲批准。所以，聘請海外醫生這方法其實效用有限。部分人士希望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規定，爭議之處在於是否需要他們考試。但是，如無須他們應試，將有更多醫生私人執業，若要應試則正如我剛才所說，名額已滿。最後一句：車神冼拿若復活並來港駕駛，他又可需要考取本地的駕駛執照？

代理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